作者:王怡婷 翻译:杨红杰
从哥本哈根到坎昆·从“汉药”到“食品外交”
11月26日,周五。一小时内即将抵达洛杉矶。
这次向西飞行的旅程整整11个小时,我都无法休息,于是我尝试让自己放松一下。恰巧这时,我真的就得到了些许安慰,因为我无意间看到了他人的报纸。报纸头版背面刊登着由中国日报记者李孙对Lina的采访——气候异常导致变暖观点。上上周日李孙还到我们的小组会议来和我们一起讨论过呢。
文章以Lina那令人惊叹的南极之旅开始。Lina带着Robert Swan创立的“2041项目”开始了她的兼职生涯,她有着500强的工作还兼当着环保积极分子。当然,文章的核心还是Lina领导才能上的转变(从中国青年COP15代表团的策略小组长到COP16的首席)以及所有中国青年COP团队成员从哥本哈根到坎昆的转变。
一年后,由冬转夏,我们变得更强大了吗?
代表们的转变是必然的,为成长而付出的努力也是值得借鉴的。
去年的COP团队有着辉煌的成就,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有些力量微薄的,毕竟他们是中国第一支代表全国4万多青年组建成的团队。团队总共只有40人,其中10个有出国留学的经历。
我们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尽管代表们都非常关心环境与气候,但是没有充分准备的他们到达哥本哈根后还是必须首先做许多工作来让自己熟悉当场的谈判过程。在那两周中,有太多的人为之付出,也发生了太多的事。
然而今年,我们吸取了教训。
Lina主动提出再一次承担准备阶段的工作并担任这个不到20人的团队的协调员。Furong、Mengsi和yself也决定再一次接受挑战,丰富自己的经验。在一轮轮的申请、选拔、面试过后,我们在8月份正式组建成立了新的团队。
我们以利用周末的时间聚了差不多20次,除此之外,还有在天津的日常会议和谈话、对专业的材料的研究,活动的策划,接受领域专家的培训,组织内部的辩论,管理我们的媒体业务,发布简讯等等。和去年一样,所有的经费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能筹集到,但是没有一个人退出,从没有人想过要退出。
国家发改委副局长、中国首席官方谈判代表谢正华说:“大学生都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运行项目就得自己去筹集资金,不像你们一样(指某些大型非营利组织)。”这是他25号离开之前,在与许多非营利组织代表开的会议上所说的,他还特别对代表团和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代表提出了要求。
我们并没有像去年一样举办“绿色中国”或“中国对气候变化的药物疗法”这样引人瞩目的活动。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这次应该考虑得更深更广。所以,我们并没有再让某个男生去打扮成中国的大夫,而是想到了更好的主意。我们在浙江大学“求实巢”社团的帮助下做了一个新型的碳测量器。这个碳测量器能让你明白10美元是怎样抵消你的碳足迹的——我们可以种多少树来吸收二氧化碳,一个乡村来的学生能在学校呆多久,或者在中国有多少鸡可以被引入农村家庭。这些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中找到,我们也会组织边会来向大家介绍。
“在天津会议后我认真考虑了这个观点,”策略组领队Yina说,“在外国与会者离开会所不到一小时时,我终于忍受不了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如此发展的国家’了”。这不只是在说中国并没有在减少气体排放量上做出很大努力,还是在说中国需要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谈判平台采取更精明的方式。”
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飞过半个地球到坎昆直观现场的机会,我们强调自己承担着重大的责任,我们要送回最新状况资料、谈判进展以及个人对此的解说,我们要从一个青年的角度思考在坎昆发生的事情并利用多媒体途径(例如,官网、博客、合作网络媒体等等)告知广大青少年读者。除此之外,30多人的援军(1/3 留学生)已被召集回国来支持一线工作的翻译、编辑、多媒体材料和组织高校校内活动。
此外,我们想要让世界知道,为了发布在坎昆的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报告来教育青少年,我们中国青年志愿团队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们很愿意与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团队一起分享策略与经验,我们渴望搜集到一些好的资源带回国来更好的各种发展青年组织和非盈利组织。
既在哥本哈根后,这次在坎昆的中美青年气候变化团队交流会,我们又有了一个重要收获。我们绝不会将它搁置不管,我们要好好深挖它、剖析它、文饰它。
去年只有3个团队参与组织了专题讨论会,还有其余的37个团队加入到活动中。而今年,准备工作提前了整整一个月,我们通过skype开了很多的会议,并在像谷歌文档这样的工具帮助下归纳我们的进展报告。
我们有一个核心团队,包括来自美国和中国的10人,确保工作“领域”、帮助一些特别的项目,如两个专题研讨会、焦点小组、分享行动、以及“食品外交”—— 一个聚餐晚会,在其中,美国人做南瓜芝士蛋糕、中国人做四川火锅。来自两个很大的组织的青年成员之所以会合作,一方面是想教育自己、提升其领导能力,另一方面集合所有青年人的力量来影响政策制定者。
GoldenBridge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Holly Chang和过去三年中美会议的协助者再一次大大的帮助了我们这次合作的框架和SMART目标的建成。
对于我们青年人,我们知道自己享有的优势与机遇,我们相信自己的抉择,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走近这些问题并为成年人树立榜样——比如,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宿舍是什么样子、讨论二氧化碳和风力涡轮机….
上周一,在美国组织的电话会议中,他们首次宣布了青年参与策略。接着,SolveClimate就刊登了名为Stacy Feldman的故事,并被路透社看到。
贯穿于整个坎昆会议,我们已实行了一个优先任务,主要是为了建立我们自己的核心领导力,为了我们的将来和那些在家中的青年人们,通过引起国内合作和国际间外交,对气候议程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在坎昆会议后充分的成长并为更多加入这个组织的人创建个良好的平台。
从哥本哈根到内罗毕再到坎昆——一个L型旅程,一个充满故事的旅程
现在,从广角转到特写。从哥本哈根到坎昆的这一年,我很高兴的看到了许多渐渐地成长——一个从拥护到实践的转变。
COP15工作结束后,我在哥本哈根逗留了一段时间,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斯堪的纳维亚那阴冷的冬天,也不是因为丹麦的小美人鱼雕像,而是因为在参与COP15之前我已计划好要在丹麦做一个学期的交换学习。毕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由于我所学的课程以及我参与的“能源路口丹麦分会”——一个关注能源问题的青年组织,我有幸更加了解了高度发展的高效的丹麦能源供给系统、它在风能利用上的卓越性、怎样为社会、为处于气候变化和发展纷争之中的青年创造价值与机遇。
就好像我被欧洲那非同寻常的冷冬伤害了,想要寻求强化治疗一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总部设在赤道附近的一个国家肯尼亚,这使得我可以在提交了“病例”后做个短期实习。
从哥本哈根到内罗毕,生活终于从冰冷但富有成效的休眠期中解脱.
尽管我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联络部,大多时间我都在宣传、拥护的工作——通过各种社会媒体的渠道,向广大中国群众宣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项目和活动。同时,每周三我都会为了一个项目参加非洲青年气候变化机构组织的会议。我们共同为青年团队提供资源,使他们能够在肯尼亚推广节能环保的炉具——这个任务是我曾经答应我的能源路口成员的,我说我来到这就一定会做。之后,我与几个同龄的肯尼亚人一起,发现了农村能源企业联合会。它致力成为青年企业的网络伙伴,持续帮助肯尼亚农村家庭恰当地使用能源科技,之后在非洲青年气候变化自主的庇佑下冲出非洲。
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组建农村能源企业联合会的意义,直到我遇见了那个德国记者。她在中国采访完青年气候志愿者后,来到非洲完成他关于全球青年气候运动的书。Daniel给非洲青年气候变化组织成员和我带来了两张前所未有的全球运动照片。他对40多个国家的青年领导者的采访让他意识到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积极分子可以给他许多的鼓舞以及对应相当地位人的策略,这不只只是反之依然的。在他眼里,农村能源企业联合会的成就,象征着非洲青年气候变化机构那些引人注目的运动。这些运动已酝酿许久,只是为了从一个单纯的环境变化拥护活动的角度,减缓、适应这个项目。我突然间意识到,我总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将自己对能源关注点从唱歌转向谈话,这是他所没有发现的。
但是,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转变吗?一般水平的气候运动是两点一线的吗?还有什么更多的吗?
从内罗毕到北京
我在学校请了一学期的假跑回北京来帮助我们的团队做准备工作,这是不是证明我更倾向于拥护青年而不是执行了呢?我自己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一个“是或不是的中立答案”,这可能就是我想看到的结果。
它就只是一个向前翻滚的圆圈,像宇宙中的其他物质一样。我就只是想要托起小船的一小滴潮水,从集体的角度看,我们这个团队也是一样的。
在1万强度的双离合变速器下大开眼界并在下一个夏天为中国青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工作,哥本哈根对与我来说,不论是学术上还是事业上,都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这一年,尽管有在哥本哈根那令人沮丧的结果和非常冷谈的公众热情,我坚持依赖于我的经验,继续努力组建着代表团队,没有什么合约的赌注可以下的再高了,中国青年的呼声需要被保持下去、被提升,新生芽需要得到慢慢成熟的机会才能领到广大中国青少年传播气候变化的讯息,走向减缓、适应它的道路。
第一支中国青年代表团队COP15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强大的青年力量并将我们中国青年关心气候变化的呼声传到高峰会议,而且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去教育我们这一代以及广大群众。
然而这一年,为了将前景带回坎昆,我们将推广这可持续发展这一观点及其相关例子加入了我们COP16团队章程中。我们和美国的同伴一起将我们的议程带到了坎昆,去点亮中美青年交换长期合作,去将更多的青年带到这一领域体验、创新可持续发展。
至今,整体来看我们的团队,一些新人不仅被教导着这些问题,他们还会直接接触坎昆,第一时间去接触那些气候变化专家和解决方案专业人士。这样他们才能加快个体的转变,促进整体的循环。
通过传播我们在接下来两周学到的所有东西,我们有信心激起更多的转变,而这最终会在中国以及全世界形成气候运动的主流。
面对危机,所有循环都是一体的,整个世界都是统一的。
从哥本哈根到坎昆·从“汉药”到“食品外交”
11月26日,周五。一小时内即将抵达洛杉矶。
这次向西飞行的旅程整整11个小时,我都无法休息,于是我尝试让自己放松一下。恰巧这时,我真的就得到了些许安慰,因为我无意间看到了他人的报纸。报纸头版背面刊登着由中国日报记者李孙对Lina的采访——气候异常导致变暖观点。上上周日李孙还到我们的小组会议来和我们一起讨论过呢。
文章以Lina那令人惊叹的南极之旅开始。Lina带着Robert Swan创立的“2041项目”开始了她的兼职生涯,她有着500强的工作还兼当着环保积极分子。当然,文章的核心还是Lina领导才能上的转变(从中国青年COP15代表团的策略小组长到COP16的首席)以及所有中国青年COP团队成员从哥本哈根到坎昆的转变。
一年后,由冬转夏,我们变得更强大了吗?
代表们的转变是必然的,为成长而付出的努力也是值得借鉴的。
去年的COP团队有着辉煌的成就,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有些力量微薄的,毕竟他们是中国第一支代表全国4万多青年组建成的团队。团队总共只有40人,其中10个有出国留学的经历。
我们代表着中国的希望。
尽管代表们都非常关心环境与气候,但是没有充分准备的他们到达哥本哈根后还是必须首先做许多工作来让自己熟悉当场的谈判过程。在那两周中,有太多的人为之付出,也发生了太多的事。
然而今年,我们吸取了教训。
Lina主动提出再一次承担准备阶段的工作并担任这个不到20人的团队的协调员。Furong、Mengsi和yself也决定再一次接受挑战,丰富自己的经验。在一轮轮的申请、选拔、面试过后,我们在8月份正式组建成立了新的团队。
我们以利用周末的时间聚了差不多20次,除此之外,还有在天津的日常会议和谈话、对专业的材料的研究,活动的策划,接受领域专家的培训,组织内部的辩论,管理我们的媒体业务,发布简讯等等。和去年一样,所有的经费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能筹集到,但是没有一个人退出,从没有人想过要退出。
国家发改委副局长、中国首席官方谈判代表谢正华说:“大学生都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运行项目就得自己去筹集资金,不像你们一样(指某些大型非营利组织)。”这是他25号离开之前,在与许多非营利组织代表开的会议上所说的,他还特别对代表团和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代表提出了要求。
我们并没有像去年一样举办“绿色中国”或“中国对气候变化的药物疗法”这样引人瞩目的活动。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这次应该考虑得更深更广。所以,我们并没有再让某个男生去打扮成中国的大夫,而是想到了更好的主意。我们在浙江大学“求实巢”社团的帮助下做了一个新型的碳测量器。这个碳测量器能让你明白10美元是怎样抵消你的碳足迹的——我们可以种多少树来吸收二氧化碳,一个乡村来的学生能在学校呆多久,或者在中国有多少鸡可以被引入农村家庭。这些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中找到,我们也会组织边会来向大家介绍。
“在天津会议后我认真考虑了这个观点,”策略组领队Yina说,“在外国与会者离开会所不到一小时时,我终于忍受不了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如此发展的国家’了”。这不只是在说中国并没有在减少气体排放量上做出很大努力,还是在说中国需要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谈判平台采取更精明的方式。”
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飞过半个地球到坎昆直观现场的机会,我们强调自己承担着重大的责任,我们要送回最新状况资料、谈判进展以及个人对此的解说,我们要从一个青年的角度思考在坎昆发生的事情并利用多媒体途径(例如,官网、博客、合作网络媒体等等)告知广大青少年读者。除此之外,30多人的援军(1/3 留学生)已被召集回国来支持一线工作的翻译、编辑、多媒体材料和组织高校校内活动。
此外,我们想要让世界知道,为了发布在坎昆的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报告来教育青少年,我们中国青年志愿团队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们很愿意与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团队一起分享策略与经验,我们渴望搜集到一些好的资源带回国来更好的各种发展青年组织和非盈利组织。
既在哥本哈根后,这次在坎昆的中美青年气候变化团队交流会,我们又有了一个重要收获。我们绝不会将它搁置不管,我们要好好深挖它、剖析它、文饰它。
去年只有3个团队参与组织了专题讨论会,还有其余的37个团队加入到活动中。而今年,准备工作提前了整整一个月,我们通过skype开了很多的会议,并在像谷歌文档这样的工具帮助下归纳我们的进展报告。
我们有一个核心团队,包括来自美国和中国的10人,确保工作“领域”、帮助一些特别的项目,如两个专题研讨会、焦点小组、分享行动、以及“食品外交”—— 一个聚餐晚会,在其中,美国人做南瓜芝士蛋糕、中国人做四川火锅。来自两个很大的组织的青年成员之所以会合作,一方面是想教育自己、提升其领导能力,另一方面集合所有青年人的力量来影响政策制定者。
GoldenBridge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Holly Chang和过去三年中美会议的协助者再一次大大的帮助了我们这次合作的框架和SMART目标的建成。
对于我们青年人,我们知道自己享有的优势与机遇,我们相信自己的抉择,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走近这些问题并为成年人树立榜样——比如,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宿舍是什么样子、讨论二氧化碳和风力涡轮机….
上周一,在美国组织的电话会议中,他们首次宣布了青年参与策略。接着,SolveClimate就刊登了名为Stacy Feldman的故事,并被路透社看到。
贯穿于整个坎昆会议,我们已实行了一个优先任务,主要是为了建立我们自己的核心领导力,为了我们的将来和那些在家中的青年人们,通过引起国内合作和国际间外交,对气候议程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在坎昆会议后充分的成长并为更多加入这个组织的人创建个良好的平台。
从哥本哈根到内罗毕再到坎昆——一个L型旅程,一个充满故事的旅程
现在,从广角转到特写。从哥本哈根到坎昆的这一年,我很高兴的看到了许多渐渐地成长——一个从拥护到实践的转变。
COP15工作结束后,我在哥本哈根逗留了一段时间,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斯堪的纳维亚那阴冷的冬天,也不是因为丹麦的小美人鱼雕像,而是因为在参与COP15之前我已计划好要在丹麦做一个学期的交换学习。毕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由于我所学的课程以及我参与的“能源路口丹麦分会”——一个关注能源问题的青年组织,我有幸更加了解了高度发展的高效的丹麦能源供给系统、它在风能利用上的卓越性、怎样为社会、为处于气候变化和发展纷争之中的青年创造价值与机遇。
就好像我被欧洲那非同寻常的冷冬伤害了,想要寻求强化治疗一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总部设在赤道附近的一个国家肯尼亚,这使得我可以在提交了“病例”后做个短期实习。
从哥本哈根到内罗毕,生活终于从冰冷但富有成效的休眠期中解脱.
尽管我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联络部,大多时间我都在宣传、拥护的工作——通过各种社会媒体的渠道,向广大中国群众宣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项目和活动。同时,每周三我都会为了一个项目参加非洲青年气候变化机构组织的会议。我们共同为青年团队提供资源,使他们能够在肯尼亚推广节能环保的炉具——这个任务是我曾经答应我的能源路口成员的,我说我来到这就一定会做。之后,我与几个同龄的肯尼亚人一起,发现了农村能源企业联合会。它致力成为青年企业的网络伙伴,持续帮助肯尼亚农村家庭恰当地使用能源科技,之后在非洲青年气候变化自主的庇佑下冲出非洲。
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组建农村能源企业联合会的意义,直到我遇见了那个德国记者。她在中国采访完青年气候志愿者后,来到非洲完成他关于全球青年气候运动的书。Daniel给非洲青年气候变化组织成员和我带来了两张前所未有的全球运动照片。他对40多个国家的青年领导者的采访让他意识到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积极分子可以给他许多的鼓舞以及对应相当地位人的策略,这不只只是反之依然的。在他眼里,农村能源企业联合会的成就,象征着非洲青年气候变化机构那些引人注目的运动。这些运动已酝酿许久,只是为了从一个单纯的环境变化拥护活动的角度,减缓、适应这个项目。我突然间意识到,我总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将自己对能源关注点从唱歌转向谈话,这是他所没有发现的。
但是,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转变吗?一般水平的气候运动是两点一线的吗?还有什么更多的吗?
从内罗毕到北京
我在学校请了一学期的假跑回北京来帮助我们的团队做准备工作,这是不是证明我更倾向于拥护青年而不是执行了呢?我自己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一个“是或不是的中立答案”,这可能就是我想看到的结果。
它就只是一个向前翻滚的圆圈,像宇宙中的其他物质一样。我就只是想要托起小船的一小滴潮水,从集体的角度看,我们这个团队也是一样的。
在1万强度的双离合变速器下大开眼界并在下一个夏天为中国青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工作,哥本哈根对与我来说,不论是学术上还是事业上,都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这一年,尽管有在哥本哈根那令人沮丧的结果和非常冷谈的公众热情,我坚持依赖于我的经验,继续努力组建着代表团队,没有什么合约的赌注可以下的再高了,中国青年的呼声需要被保持下去、被提升,新生芽需要得到慢慢成熟的机会才能领到广大中国青少年传播气候变化的讯息,走向减缓、适应它的道路。
第一支中国青年代表团队COP15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强大的青年力量并将我们中国青年关心气候变化的呼声传到高峰会议,而且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去教育我们这一代以及广大群众。
然而这一年,为了将前景带回坎昆,我们将推广这可持续发展这一观点及其相关例子加入了我们COP16团队章程中。我们和美国的同伴一起将我们的议程带到了坎昆,去点亮中美青年交换长期合作,去将更多的青年带到这一领域体验、创新可持续发展。
至今,整体来看我们的团队,一些新人不仅被教导着这些问题,他们还会直接接触坎昆,第一时间去接触那些气候变化专家和解决方案专业人士。这样他们才能加快个体的转变,促进整体的循环。
通过传播我们在接下来两周学到的所有东西,我们有信心激起更多的转变,而这最终会在中国以及全世界形成气候运动的主流。
面对危机,所有循环都是一体的,整个世界都是统一的。